近年來，隨著互聯網技術應用和數字經濟發展，新就業形態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。新就業形態是指互聯網平臺就業的網約配送員、網約車駕駛員、網絡主播等。這些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往往勞動關系靈活、工作內容多樣、工作方式彈性，對于擴大就業容量、調節勞動力市場具有重要作用，但同時也對提升就業質量、加強勞動者權益保障提出了新要求。

近日，鄞州區新就業形態勞動糾紛一站式調解中心出具了一份數據，記錄了去年以來新業態勞動糾紛案件，揭示了行業痛點——勞動關系認定難。面對新就業形態勞動糾紛日益復雜，調解中心從“個案化解”到“體系化治理”，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探索出一條以黨建為引領的“源頭預防+多元調解+長效監管”創新路徑。

2023年5月，鄞州區首南街道堅持黨建統領，聯合鄞州區人社、街道司法所等多方力量，成立全市首家新業態勞動用工調解工作室；

2024年5月，工作室迭代升級為鄞州區新就業形態勞動糾紛一站式調解中心，引入仲裁、法院、工會、律師等專家調解團隊，與鄞州區人民法院合作設立“共享法庭”，打造法律咨詢、糾紛調解、立案“一站式”服務平臺。

據調解中心統計，2024年受理案件中，就爭議占比類型而言，工資報酬類爭議約71%，占了爭議主要組成部分，工傷、確認勞動關系類爭議占比13%，未簽訂勞動合同類和社會保險類并列。從行業類型來看，糾紛較多的是新媒體（直播、短視頻）行業，占比26%，電商銷售及運營類爭議和快遞物流糾紛類爭議位列前三，外賣配送糾紛類則占比11%。隨著直播行業的興起，網絡主播成了當下不少年輕人新的就業選擇，不過用工模式的多樣化，涉及主播的糾紛案例也越來越多。

“明明為公司帶了很多貨，但就是得不到相應的報酬。”主播胡某就因未與電商公司簽訂勞動合同，多次向公司催討工資未果，日常生活陷入窘境。

網絡主播從業人員因為工作自主性和靈活性較強，勞動關系特征并不明顯。由于該行業收入分配方式不單純來源于固定收入，以至于報酬結算過程中糾紛增加。

核心爭議：勞動關系認定難

而在眾多糾紛中，勞動關系認定模糊是核心矛盾。

主播楊某的遭遇頗具代表性。楊某與某文化傳媒公司簽訂《主播合作協議》，約定自主安排直播時間，薪酬按提成分成。但之后公司以“未達直播時長”為由，克扣保底工資，楊某要求解除雙方協議，并提起仲裁申請，要求公司支付工資、未簽勞動合同雙倍工資、繳納社會險等。但是楊某與公司簽訂的《協議》并非勞動合同，使得維權艱難。

“因為不存在勞動關系，雙方約定的保底收入只能作為公司對直播的一種保障和激勵措施,而不是公司對直播的對價。”楊某倒出苦水。

類似的糾紛，也發生在外賣員石某身上。石某在杭州某網絡科技公司從事外賣配送工作，工作地為寧波市鄞州區，但該公司沒有為石某繳納社會保險，僅與石某簽訂了一份商務合作協議。公司為石某制定了周密的排班表，石某必須按時上下班，請假需要提前進行報備。

一次，石某在外賣配送過程中發生非主責交通事故，造成其趾骨骨折。石某康復后，向公司進行工傷索賠，但公司以“商務合作”為由拒認勞動關系。

因為勞動關系無法認定，這些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在工資報酬、工傷等糾紛中，維權之路困難重重。

個案化解：對癥下藥，逐一擊破

如何有效解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糾紛？調解中心對每一個案子都進行個性化分析，制定專屬調解方案。尋找突破口，積極促成勞動關系的認定。

外賣員石某的維權之路是很多新就業群體工傷索賠都要面對的困境。在調解中，調解員發現在實際勞動中，石某與用人單位存在人身隸屬性等勞動關系特征，例如有固定排班、考勤記錄等證據，這可以讓仲裁委將雙方的用工關系認定為勞動關系，發生工傷事故后用人單位需要承擔的工傷賠償責任依然無法豁免。最終，企業參照工傷標準賠償石某6.5萬元。

面對確實無法認定的勞動關系，找到不合理之處，積極調解，讓勞動者的損失降到最低。

主播楊某無論是與公司簽訂的《協議》，或是從工作內容及工作模式上看，都不符合勞動關系的法律特征，仲裁委認定雙方不存在勞動關系。但是，仲裁員在案件辦理過程中發現，公司在相關費用發放上存在瑕疵及不合理之處，于是多次組織雙方調解。最后，公司同意按照實際直播時長支付楊某薪酬，雙方握手言和。

除此之外，還有一個隱蔽的個體工商戶“身份轉換”套路。某便利店上貨員楊某，被A公司誘導委托B公司注冊“C商務工作室”，實際卻需遵守嚴格考勤和績效考核。仲裁委通過平時門店APP考勤、視頻監控、巡店等勞動管理和考核，認定楊某與A公司存在勞動關系，企業借外包規避責任的手段被戳破。

體系化治理：從源頭抓起

從個案可見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在維權過程中普遍面臨勞動關系認定難、證據收集難、法律適用難等多重困境。要破解這些難題，既需要勞動者增強法律意識和維權能力，更需要專業機構提供系統性支持。

為給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織密“法治保障網”，調解中心推動調解機制從“救火式”向“防火式”轉型。

記者看到，調解中心建立了新業態糾紛案例數據庫，按行業、爭議類型細化指引，分層分類梳理形成新業態勞動糾紛典型案例選編，幫助新業態勞動者“對癥維權”。

目前，中心已匯編有十大案例，包括“主播協議很自由，勞動關系不成立”“外賣小哥送餐受傷，仲裁委靠前調解化糾紛”“成功調解貨運司機與平臺公司的用工爭議”等典型案例，為往后的調解提供精準指導。其次，通過調解工作觸角前伸、專業人員提前介入，提高新業態勞資糾紛案件防范、介入和預判能力。例如，針對新業態企業用工亂象，開展“合規體檢”專項行動，重點規范勞動合同簽訂、社保繳納等流程，從源頭上預防化解勞動關系矛盾糾紛。